近日，网络上有个话题被人们广泛讨论，那就是南北差距的问题。
起因是快到年末了，全国各地都在公布前三季度的经济成绩单。
由于疫情的得到了有效控制，在世界一片哀鸿中，中国的GDP逆势增长。
如此成绩，固然可喜。但在一份榜单中，我们却发现了一丝危险的信号——在GDP前十强的城市里，位于疫情中心的武汉，都抗住了最大的经济冲击，保住了前十的位置。
然而，曾经力压武汉的天津，却第一次意外地跌出了前十。
这也同时意味着，在全国经济前十强里，北方城市将只剩下北京一根独苗。
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这个趋势尤为明显——北方城市节节败退，南方城市不断超车。
如果按人均GDP来算，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发布的中国高收入城市排行榜显示：以人均GDP达到1.25万美元为标准，23座城市中，北方城市仅有5座。
即便是拥有行政力量中心的北京，近些年也尤为乏力，被无锡、苏州和南京赶超。
南北的经济差距，已经到了肉眼可见的程度了。
年，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胡焕庸，曾在《地理学报》发表了一篇论文，名为《中国之人口分布》。
文章的末尾，他在中国地图上划了一条线，一头是东北黑龙江的瑷珲，一头是西南云南的腾冲，就是著名的“胡焕庸线”。
这时，在胡焕庸线的东南边，国土面积占当时版图的36%，人口占96%；线的西北边，面积占64%，人口却只占4%，严重不平衡。
到年第六次普查时，东侧人口占93.7%。70多年间，国内经历了如此多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却仅仅减少了2.3个百分点。
不得不令人感慨，胡焕庸线的魔力。
胡焕庸线是两个世界的分界线，是边塞苦寒与田园风光的分界线，是干旱与湿润生态的分界线，也是农业与牧业生产区的分界线。
中国所有的一二线城市，几乎都在胡焕庸线以东。
到今天，在胡焕庸线内部，诞生了一条比胡焕庸线更重要的分界线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，在其团队已发布过十多次的《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》里，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：
北纬31度以北的大部分地级以上城市排名在下降，而北纬31度以南的地级以上城市排名在上升。
在中国的地图上，北纬31°正好穿过长江流域。在倪鹏飞看来，北纬31°就是一条中国城市发展的“长江防线”。
过去长江防线侧重于军事战略，今天却变成了经济意义上的。
长江防线以北的城市，正在加速黯淡下去，而长江防线以南的城市，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。
北方的掉队，实际上也就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。
在计划经济时代，北方靠着国家投资，凭着一个个大项目，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。
改革开放以后，计划经济的惯性仍在，在消费、科技与互联网尚未爆发之前，北方依然可以用资源与政策优势，与南方一争高下。
直到九十年代末，北方的经济还热火朝天。
年7月，中国电信国际计算机互联网济南网正式开通。而且，济南市还成为全国第一个电子商务试点城市。
三年后，马云、李彦宏等互联网新贵才开始他们的新时代的征途。
年，位于青岛的海尔进入多元化发展阶段，通过持续兼并整合，产品已达几十个。
海尔对兼并的企业，输出自己的管理模式，用无形资产盘活有形资产，从而把兼并企业做强。海尔把这种被兼并的企业称为“休克鱼”。
凭借休克鱼理论，张瑞敏成为第一位登上哈佛讲坛的中国企业家。
年，山东纳税百强企业出炉，位于东营的全国第二大油田——胜利油田位列榜首。
在另一边，“煤老板”已成了山西人的代名词，以煤炭为代表的资源型城市疯狂扩张，简单粗暴的致富模式，被称作“家里有矿”，至今还在互联网上被常常用来调侃人。
那时，以香港为样板建设的大连，有“北方香港”的称号，工商业发达、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前十，是北方一颗冉冉上升的明珠。
不仅如此，北方城区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也明显多于南方，其中包括鞍山、抚顺、齐齐哈尔、包头、淄博等非省会城市。
现如今的厦门、苏州、宁波等南方明星城市，当时不过是城区人口几十万的中等城市。
改革开放前三十年，我国城镇化率最高的区域一直属于东北，直到年，才被东部沿海超越。
千禧年后，时代轰然变化，太平洋的风吹来，南北各自调转方向。
谈了十五年，中国终于入世。温州、东莞、佛山等一些普通小城，借助外贸的风口逆袭成功。
南北中国，也在时代的浪潮下转向了不同的方向。
年11月21日，人民日报评论员吴国光去日本考察，在京都产业大学时，他被该校的教授小岛朋之问住了。
因为他的问题十分尖锐：听说贵国派了几个人到深圳特区给青年讲演却遭到拒绝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都很
转载请注明：http://www.shibaojieshao.com/sbnr/13914866.html
